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底蕴孕育出新文明

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底蕴孕育出新文明

  吴冠中水墨画《江南人家》

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底蕴孕育出新文明

  “江南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

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为底蕴孕育出新文明

  ◆吴冠中水墨画

  《江南水乡》

  ■熊月之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日益重要,相关图书的出版也日渐兴盛。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推出集结江南文化高端学术研究成果的“江南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从不同学科领域切入,注重跨学科合作,撰写者均为一流专家学者。第一辑八本包括:王家范著《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吴仁安著《明清时期的江南望族》、熊月之著《海派映照下的江南人物》、居阅时著《江南建筑与园林文化》、胡晓明著《江南文化诗学》、戴鞍钢著《近代上海与江南》、刘士林等著《江南文化理论》、王振忠著《从徽州到江南》。本报特约请其中一本书的作者,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近代史研究专家熊月之谈谈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联。

  近代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可分三个不同的维度:其一从地域上说,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为局部与整体之关系;其二从空间性质上说,上海是国际大都会,上海以外的广大江南地区,是水乡与市镇,上海与江南的关系,是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一般城镇的关系;其三从相互关系上说,上海是江南经济、社会、文化中心,政治重镇与交通枢纽,上海与江南的关系,又是中心与腹地的关系。

  江南的人口、产业与资金,高度集聚到上海

  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文化,与苏州、杭州、湖州等地相比,也会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总体上说,是大同之下的小异,统属于江南文化。在文化地位上,苏州、杭州、南京等地高于上海。以上海与苏州而言,近代以前苏州为江南中心城市,亦为引领社会风气之中心。苏州物产丰盈,多富商大户,亦多商儒一体的上流阶层,著名文化人多。近代以前的上海县,扩大而至松江府,文化方面一直笼罩在苏州文化下面,仰视苏州。苏州书画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苏州书画;苏州戏剧出色,上海人便崇尚苏州戏;苏州细木家具好,上海人便竞相从苏州购置。苏州服饰、饮食、各类行为方式,都是上海人欣羡的对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发展不错,最好的表彰语便是“小苏州”。有学者研究上海话语素,发现苏州语系占了7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关系。

  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大城市,城市的集聚作用在上海表现得相当突出,其中很重要的部分是江南的人口、产业与资金,高度集聚到上海。

  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过100万,已是中国最大城市。1919年,上海城市人口240万,杭州65万,苏州60万,南京40万,镇江26万,无锡15万,常州12.5万,湖州、嘉兴、松江都是10万,上海城市的人口,几乎相当于上述江南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370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远远超过江南其他城市人口的总和。这年,上海人口430万,南京103万,杭州61万,苏州39万,无锡27万,镇江22万,常州13万,嘉兴、青浦、常熟各10万,松江、嘉定各7万。这些除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人口加起来是309万。换句话说,上海以外的这些江南城市人口总和,才是上海的3/4。

  集聚到上海的那么多人口,绝大多数是江南人。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

  人才方面,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企业家、金融家,特别是文化人,主要是江南人,比如:企业家盛宣怀、虞洽卿、朱葆三、穆藕初、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王晓籁、陈光甫(镇江人)、张静江,文化人(包括作家、报人、出版家、画家等)王韬、冯桂芬、沈毓桂、黄协埙、袁祖志、包天笑、狄楚青、张元济、夏瑞芳、陆费逵(中华书局,桐乡人)、沈知方(世界书局,绍兴人),鲁迅、茅盾、夏衍,画家更多,任伯年、吴友如、吴昌硕(安吉人)、丰子恺等。

  产业方面,近代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企业也主要集中在上海。据统计,1912年以前,上海有华资企业48家,其他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有15家;1912年至1918年,上海新增94家华资企业,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3家;1918年至1923年,上海新增华资企业170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增加48家。到1923年累计,上海有华资企业312家,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共106家。由此可见企业向上海集聚的趋势与比重。

  至于资金的集聚,比较显而易见。近代中国外资银行总部全部集中在上海,华资银行总部也大部分设在上海。太平天国战事以后,江南富户相当部分移居到上海,相应地也将财富带到了上海。

  上海对江南各地文化的辐射,无处不在

  上海与江南各地联系相当便捷。密布的水网,黄浦江、苏州河两条重要的水路,沪宁、沪杭两条铁路,还有众多的公路,将上海与江南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上海的人才、技术、资金,以及文化、风习,都与江南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以企业而论,荣氏兄弟既在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术相通,人才互动。近代苏州最著名的苏纶纱厂管理者严裕棠,既在苏州办厂,也在上海办厂,在苏州有苏纶厂、苏纶二厂和织布厂,在上海有隆茂纱厂,他还投资过常州民丰纱厂、戚墅堰通成毛纺厂。近代无锡首家纱厂业勤纱厂,其创办人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本来就是在上海办纺织厂的。刘国钧在常州创办的大纶机器织布厂,赵锦清在常州开设的锦纶二厂,其技术也均与上海有关。

  至于上海对江南各地文化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几如浓雾罩地,无处不在。从照相机、留声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西洋传入上海,再由上海传到江南各地。1919年6月23日,《申报》有文章评论说,中国人群当中,上海人在吸收外来之新思想、湔除中国之旧污染方面,最为敏捷。“以人民之活动现象而言,惟上海之人士,其有创导之功能,而足为各省州县所效法也。”细察北京、杭州、武昌、济南等城市,从娱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到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都能看到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也”。

  对于这类“无往而不以上海为准绳”的社会现象,时人创造了一个特别的词汇:“上海化”。1925年,《新上海》发表《内地的上海化》,对此有所描述:

  上海好似近水楼台,世界的新潮流,总比内地先受一刻儿,因此上海便成了内地企慕倾向的目标,凡是上海有一件什么较为新奇的事,内地总要尤而效之,这就是新名词唤做上海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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