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文

1949年之后上海经济发展动力中的全国支援

  1952年,上海妇女买菜。

  1952年,上海妇女买菜。

谢忠强

近代以来,上海在全国的经济体系中一直都处在一个较为特殊的地位。在上海经济地位崛起的过程中既有西学东渐的外来影响,也有其城市内部主观努力的原因,同时更离不开全国对上海的支援。

正是由于上海与全国各地诸多大城市密切而又相互依存的经济联动关系,故而我们说近代上海是全国的上海。而“大上海”所标示的城市经济地位也是一个全国的概念,它的城市辐射范围不限于长江三角洲,也不限于长江流域,而是覆盖了整个国家经济体。

在此,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相关史实进行初步的探讨,权充引玉之砖。

1949年:

基本解决生活物资供应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然而由于敌对势力的封锁禁运、资本外逃以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武装轰炸等因素,解放后的上海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为了稳定上海,同时也是为了给整个全国局面的稳定与发展积累经验,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中央及全国各地在物资调运、反轰炸斗争以及救助失业工人等方面全力支援上海,最终帮上海克服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

上海解放之初,全市经济局势相当严峻,其中粮食、棉花、煤炭等生活物资的供应首当其冲。为了缓解上海生活物资供应的困难局面,中央特派陈云同志组织中财部统筹处理。1949年7月10日、15日,“由于沪汉两地是全国经济要地,又是大军南进的经济基地,全国应以尽可能的力量支援沪汉” [作者注:陈云:《关于召开上海财经会议的两封电报》,《陈云文集》(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5页],陈云同志以中财部名义向华东、华中、东北、西北四大财经委员会连发两封电报,召集上海财经会议并“希望在此次会议上找出一些支援战争与稳定沪汉经济阵地的办法” [作者注:陈云:《关于召开上海财经会议的两封电报》,《陈云文集》(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86-687页]。

1949年7月22日,在陈云同志的主持下,上海财经会议如期召开。“会上陈云同志作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困难》的讲话”,并针对上海的物资供应问题做出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打破帝国主义封锁,树立自力更生思想,面向国内,恢复和发展城乡物资交流把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从全国各地运进上海,把工业产品从上海运到全国各地,要搞活这个重要的工业城市。为此,向上海调进大米、棉花、煤炭,组织好交通运输,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作者注:姜华宜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11》,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7页)

1949年8月4日,陈云同志为了实现“以全国之力克服上海大米难关”,又专门致电林彪、邓子恢等人,指出上海因为“洋米不能进口”、“早稻水淹”、“夏征大部是麦子”、“乡镇一般不用人民币而以米通货”、“许多工厂的工资计算仍单以大米为标准”等因素,造成“米价突出”,“影响了工业生产,又影响了物价、金融、财政”。所以,“为使八九月米价比其他物价的突出程度不再增加,以便度过秋季财政金融难关,冬季可以收购棉花及各种出口物资,由东北、华中全力运集大米应付上海。因为华中大米早熟,四野大军已南下,估计大部南下军队只能当地筹粮,因此务请研究可否由华中自八月至十月筹集四千万斤大米(两万吨)运沪,以便以全国之力克服上海青黄不接之大米难关。”除了华中的支援任务外,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的曾山已与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商好,由华东协助在江西地区采购二千万斤”。[作者注:陈云:《以全国之力客服上海大米难关》,《陈云文集》(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90页]

1950年1月份,为了继续解决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陈云同志致电饶漱石“要四川调米四亿斤东运” [作者注:陈云:《关于运粮济沪的一组电报》,《陈云文集》(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电令高岗在“已集中大米七千吨、稻子近十万吨”的基础上继续支援上海[作者注:陈云:《关于运粮济沪的一组电报》,《陈云文集》(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电令曾山要在“苏、浙、皖三省在阴历年前共运一亿斤米到沪”的基础上,“必须下决心在阴历年关前后保证上海存米四亿斤左右”[作者注:陈云:《关于运粮济沪的一组电报》,《陈云文集》(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除了粮食之外,中央还从全国各地调剂棉花、煤炭等上海紧缺的生活、生产物资,而且“中共中央华东局也专门研究上海的物资供应问题,成立以傅秋涛为司令的华东军区运输指挥部,中央军委还派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来上海帮助疏通铁路干线,以确保物资运输。华东支前委员会除供给部队所需以外,又准备了供应上海市民的粮食1.44亿斤和食油700万斤”(作者注:李功豪:《上海崛起:从渔村到国家大都市》,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终于,在全国的支援下,到1949年底1950年初,“困扰上海人民的生活物资供应”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作者注:马学新:《当代上海历史图志》(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950年:

反轰炸、救济失业工人

继1949年底在全国支援下克服生活物资困难之后,1950年前后来自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武装轰炸又给上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国民党飞机对上海的大轰炸,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给社会稳定和城市重建等方面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无论是居民日常生活还是工业生产,甚至连教育事业(作者注:《上海市教育局关于小型私教因美蒋机轰炸而引起困难和存在问题及一年来私立小学工作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B105-5-286)和闲散劳动力就业安置(作者注:《上海总工会关于1950年2月6日轰炸上海后失业情况严重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号:C1-2-132-21)等方面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从特定的历史情境出发,如何采取得当的应对措施,在尽量减少轰炸损失的基础上,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最终取得反轰炸斗争的胜利,便不仅成为了摆在上海全体人民面前的一个严峻的军事、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新生人民政权能否稳定秩序和树立建设信心的政治问题。

在上海人民的反轰炸斗争中,除了上海自身的努力之外,中央也从多方入手,对上海的反轰炸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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